本报记者张建松
今年是我国地理学家、地理教育家、华东师范大学教授胡焕庸先生诞辰120周年。近日，由中国地理学会、华东师范大学主办，华东师范大学世界地理与地缘战略研究中心承办的“第八届地理学与中国全球战略”高层论坛上，胡焕庸在地缘政治、世界格局、国际关系等领域的重要研究成果和远见卓识，首次被着重开掘和深度讨论。
这位杰出的地缘战略家首次命名我国的“南沙群岛”，他提出著名的我国人口地理分界线——“胡焕庸线”更是影响深远。早在1945年，当中国还处于水深火热、积贫积弱的年代，他就预言中国“在战后世界舞台中，占一极重之位置”。
中国有条“胡焕庸线”
胡焕庸，字肖堂，江苏省宜兴人，1901年出生。作为中国人口地理学创始人，胡焕庸著述甚丰，研究领域遍及人文地理、自然地理、区域地理等各个分支学科。他最为著名的建树，是在1935年提出“瑷珲(爱珲)—腾冲一线”是划分我国人口密度的对比线。这条线被称为“胡焕庸线”，曾入选中国地理百年大发现。
自古以来，中国东南地狭人稠、西北地广人稀，但没有人对这种模糊的认识加以有力的佐证。1935年，胡焕庸在《地理学报》上发表论文《中国之人口分布》，描述了中国人口密度在不同地区的分布，并在通过多种途径获得的全国各区县人口数据的基础上，得出中国第一张人口密度图。在这张手绘而成的点子密度图上，胡焕庸沿黑龙江瑷珲(即爱辉，今黑河)向西南至云南腾冲，画出了一条人口分布悬殊的界线。
线的东南方，36%的国土居住着96%的人口，以平原、水网、丘陵、喀斯特和丹霞地貌为主要地理结构，自古以农耕为经济基础;线的西北方，人口密度极低，是草原、沙漠和雪域高原的世界，自是古游牧民族的天下。一条线，划出了两个迥然不同的自然和人文地域。
“胡焕庸线”所代表的客观规律，目前已成为研究中国国情的重要基础。“历史已经证明，先生于1935年发现的中国人口分布分界线‘瑷珲—腾冲线’，在经济、安全等国情研究和战略制定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华东师范大学世界地理与地缘战略研究中心主任秦大河院士说。
出于对中华民族命运的深深忧虑，胡焕庸在大学求学时期就将目光投向世界，在事关中国外部安全环境的众多领域发表真知灼见。先后翻译或撰写了近百篇世界地理与地缘战略或有地缘战略含义的地理文章和著作，是中国地缘战略研究的先驱。他还高度重视边疆与国防建设的研究，呼吁地理学与国防教育结合。这些成果对于当时内外交困的中国来说，无异于天降甘露。
“大国需要大方略，只有充满思想的战略才是隽永的，才可以突破时代的局限，而历久弥新香，胡焕庸先生的地缘战略思想必然对今日中国有所启发。”秦大河说。
首次为“南沙群岛”命名
华东师范大学城市与区域科学学院院长杜德斌教授通过深入研究，在论坛上系统阐述了《胡焕庸的地缘战略思想及其时代价值》。他的团队研究发现：胡焕庸最早为我国的“南沙群岛”命名。
1934年，面对法日觊觎、侵占我国南海诸岛的恶劣行径，胡焕庸发表文章指出：
法人占领南海中之九岛，所谓“南海九岛”非其专门之名词也。东南尚有无数小岛，星罗棋布，直达菲列宾派来湾岛(即现菲律宾巴拉望岛)沿岸，其形势与此九岛不可分离，群岛亦无专名，地图上总称之曰“危险地带”。而此九岛者，实危险地带西边之诸岛而已。九岛以东，尚有无数小岛与浅礁。其尤大者，如西约克岛，West York长达二公里阔约一公里，岛上有椰子及其他植物，海南渔民亦常来此，建有神庙一，坟三，其为我国领土，亦无疑义。其南有平岛Flat Island长二百公尺，再南有南山岛Nanshan长五百公尺，再南有新客岛Sin Cowe Island其位置为北纬九度四十二分，东经一百十四度二十三分，诸岛地位，均在菲列宾(即现菲律宾)国界以外。此等“危险地带”之群岛，虽为我国人所居住往来与经营，然迄今尚无综合之名称，鄙意拟用“南沙群岛”之名以名此群岛，不然，统称曰“南海诸岛”，其名殊混也。至于法占九岛以外之各岛，将来能否仍保为我国所有，抑或移将为法人或日人所夺占，则非吾所敢言矣!
“胡焕庸先生首次系统论证了南海诸岛属于中国，并最早为‘南沙群岛’命名，为我国应对南海和东海主权争端提供了重要证据。”杜德斌说，“身为地理学家，他还高瞻远瞩，敏锐地意识到琉球群岛与台湾的重要战略地位。先生当时主张的远见与洞察，对于现今中国制定地缘战略仍有参考价值。”
在积贫积弱的旧中国，唯有知己知彼才能救亡图存。正是对振兴中华的自觉意识，使得胡焕庸选择地缘政治、国际战略研究作为学术生涯的开端。早在1934年，胡焕庸就全面评估中国面临的国际地缘安全形势，发表了首篇中国地缘政治关系文章，预判了日本的侵华野心及美日冲突的必然性。
杜德斌研究团队认为，胡焕庸之所以有这样的地缘战略思想，实际上来源于其扎实的世界地理研究。他独立编著出版了我国第一套国别和区域地志，也是我国世界地理著作最多的专家，一生编著出版世界国别与区域地理著作至少24部，先后翻译或撰写了近百篇世界地理与地缘战略或有地缘战略含义的地理文章和著作，这些专著与文章都为中国人“开眼看世界”提供了有力支撑。
心怀天下 学术报国
华东师范大学建校70年来，地理学科始终举足轻重，地缘战略研究独树一帜。胡焕庸于1953年加入华东师大地理学系，为本科生开设世界各大洲自然地理课程，担任世界各洲自然地理研究生班的班主任，并招收世界地理方向的研究生。
上世纪60年代初，华东师大创办西欧北美经济地理研究室。在胡焕庸的带领下，研究室向中央外事部门提交了首项研究成果——《法国地理图志》。从上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胡焕庸厚积薄发，先后出版《各洲自然地理》《苏联自然地理》《世界海陆演化》等诸多世界地理研究著作;并以“荷夫”为笔名，翻译出版了极富地缘战略意义的《亚洲区域与经济地理》，为中国地理学发展增添了光芒，也孕育了独树一帜的华东师范大学地缘战略研究的萌芽。
“胡先生的研究为当代中国地理学的发展指明了方向，他以‘显微镜’和‘望远镜’相结合研究地理问题的治学方法，尤其值得当代地理学人学习。在他的爱国情怀与学术报国精神影响下，一代代华东师大地理学人心怀天下、脚踏实地，为地理学发展和国家建设不断添砖加瓦。”杜德斌说。
源于深厚的爱国情怀，胡焕庸终身从事地理学和地缘政治的研究和教育。他说：“世界近古史之开端，盖导源于十五世纪之航海探险，而欧人势力之所以弥漫于全球，实得力于地理考察之结果也。”“列强之谋我也，莫不以地理学家为其开道先锋，平时探险考察无微不至，及各地情势既明，则何处富饶，何地形胜，了然胸中，于是一举而占领之，随时乃不劳再有抉择。”
也正是源于对世界地理和地缘政治的了然于胸，早在1945年，当中国尚处于水深火热、积贫积弱的年代，胡焕庸就预言中国“在战后世界舞台中，占一极重之位置。”他撰文指出：
“第一，二十世纪之世界要成富强之大国，需具有工商农矿之全能经济国家，而且有此种优越条件者，美国除外，仅有苏联与中国。第二，我国生产一向落后，美苏各国工业地步，生产力强，我国需于最短期内与之并驾齐驱实属不易。第三，美苏建国之时间，亦不甚长，由此前例，自可鼓励，而我国天赋极厚，迎头赶上，努力超越，自此在战后世界舞台中，占一极重之位置。”
“胡焕庸先生生于上世纪初国际国内动荡的大时代，他的生平本身就是一部地缘政治演化史。”华东师范大学党委书记梅兵说，“在当今‘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同步交织的历史时刻，面向‘两个大局’，胸怀‘国之大者’，地缘战略研究就越发迫切与重要。传承和弘扬胡焕庸先生的爱国精神、治学品格和学术思想，具有特殊的意义。”
